2014年以來,北京市在大氣污染防治等環境治理領域力度空前。自1月1日起,在全國率先大幅提高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、化學需氧量、氨氮四項主要污染物收費標準,調整後的標準為原標準的14-15倍,為全國最高水平。以經濟手段促進治污減排,正在北京拉開序幕。
  然而,有關專家表示,雖然治霾總體思路正確,但落實不力,治理難以短期見效。
  複合型霧霾 治理難度超歐美
  中科院“大氣灰霾追因與控制”專項首席科學家賀泓、中國科學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王躍思指出,發達國家大氣污染呈現明顯“階段性特征”,即工業排放、城鎮化與機動車文明相繼發展,我國霧霾是在工業化發展與機動車劇增同步的情況下,污染疊加並相互作用所致,屬於複合型污染,不同於上世紀倫敦(煤煙型為主)、洛杉磯(機動車為首要原因)相對單一的污染,治理難度要超過西方國家。
  這種複合型污染在數據上有明顯體現:根據北京市環境保護監測中心提供的PM2.5組分實時在線監測顯示,有機物、硫酸鹽、硝酸鹽為主要物質。
  北京市環保監測中心主任張大偉介紹,硝酸鹽主要來自於煤炭和油氣燃燒,機動車排放所占比例非常高;硫酸鹽基本來自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硫,在高濕度空氣下,轉換生成硫酸鹽;有機物來自煤炭、石油類燃燒的不完全燃燒產物,比如垃圾焚燒、露天燒烤、生物質燃燒、餐飲油煙、化工生產等。
  污染複雜性不僅在於疊加效應,還在於不同污染源排放的污染物之間會發生化學反應,從而進一步加大霧霾產生的可能性,複合型污染條件下,整個大氣環境對污染物的容量下降。
  “對於第二產業僅占2成的北京而言,機動車污染是‘氮氧化物’的重要來源。”賀泓強調,氮氧化物高濃度共存時,大氣對二氧化硫的容量會急劇下降,例如,京津冀霧霾很嚴重時,二氧化硫濃度其實也就相當於倫敦煙霧事件的1/10,但因與其他污染物共存,大氣容量下降現象十分明顯,對治理霧霾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戰。
  發展壓力大 “企業先隨意上點治污設施”
  如何處理與經濟發展的關係,是治理環境的掣肘。在不少地區,財政是“吃飯”財政,前幾年承接“污染”產業,如今環境治理成本沒有著落。“如果不發展經濟,既無法提高財政收入、向上級政府‘交代’,也難以解決群眾就業。”河北省一位縣級環保部門官員說。
  曾任原國家環保局污控司司長的王漢臣長期調研全國鋼鐵基地。他坦言,不同於公安、審計、稅務,環境體制並無獨立性,地方環保局的婆婆是地方政府,經濟落後地區的“肚皮”都沒照顧好,哪會情願搞環保?
  業內人士表示,2013年到2017年,國家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(簡稱大氣十條)的投資估算合計約1.75萬億。然而,規劃不一定反映真實市場需求,一些業內人士對此並不樂觀。
  環保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原慶丹指出,需求可能是一廂情願的推算,各級政府和企業恐在低成本環保投入上徘徊,導致了“企業你先隨意上點治污設施”的湊合局面。
  提及環保服務類企業生存現狀,中國環境保護產業協會脫硫脫硝委員會副秘書長路光傑表示,只有政府嚴格標準、到位執法,這樣排污企業才不會怕花錢,環保服務類企業才有飯吃,否則就是壓低價格、壓薄利潤,進而喪失研發動力。
  “傻瓜才會燒好煤”
  賀泓等業內人士認為,國務院“大氣十條”治理思路明確,京津冀的燃煤、機動車、工業排放、揚塵等幾大污染源顯而易見,但同時存在如何落實的擔憂。
  記者調研瞭解到,排污企業應付檢查、治污產品惡性競爭是制約當前環境治理的“絆腳石”,而深究企業緣何沒有治污積極性,則暴露出治理成本倒掛等深層原因。
  燃煤煙氣凈化主要是依靠脫硫、脫硝、除塵。一些排污企業為適應“形勢”需要,雖安裝環保設備,卻只在管得嚴時用來應付檢查,存在覆蓋率高、使用率不足的情況;還有企業為節省成本和降低運營費用,不顧環保設備治污效果盲目追求最低價,或不按設計要求使用設備,“小馬拉大車”造成治污難以達到效果。
  路光傑算了一筆賬。“劣質煤與好煤,一噸價差一二百,大電廠一天燒煤1萬噸,一年價差好幾個億,傻瓜才會燒好煤。綜合各項環保費用,對於鋼廠,不用環保設備一年能省至少數百萬元,多則一兩千萬元。”
  燃煤治理領域,還存在“法律不配套,標準不統一”。賀泓說,電力燃煤排放標準在中國已相當嚴格,但工業鍋爐和窯爐的排放立法遠遠不夠,再如水泥企業盈利微薄,標準稍微加嚴即可引發較大範圍倒閉,減排與經濟利益、就業致富、社會穩定存在博弈。
  不同行業標準不統一的背後,或許是治理成本和效率不同。路光傑說,電力行業與工業小鍋爐,同是燒煤,脫硫脫硝技術本質一樣,但電站鍋爐很大,一天能燒1萬噸煤,小鍋爐一天至多燒幾十噸煤,每單位成本開銷所削減的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量,小鍋爐相對很低。(記者 倪元錦)
(原標題:霧霾治理緣何落實不力:地方政府總在低投入上徘徊)
(編輯:SN09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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